上周五我在本欄提過，我們不宜把李克強一句說話「改革開放是中國最大的紅利」當作是空洞的口號，我有甚麼根據？

保持生產效率高增長

　　上月底我獲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邀請參加《財經》在北京舉行的論壇，我曾為此估算過中國過去三十多年驚人的經濟增長靠甚麼動力來維持。我把這三十多年分成三個時段，第一段是1978至1990，第二段是1990至2000，第三段是2000至2011。

　　在第一時段，16.2%的經濟增長來自勞動人口的增加，50.1%來自資本的不斷積累，33.8%來自生產效率的進步。從此可知，儲蓄及隨之而來的資本積累實在扮演著最大的角色，但效率的進步也極為重要。在第二時段，勞動力的重要性跌至3.7%，資本積累上升至59.9%，效率進步的比重也增至36.4%。在第三時段，勞動力的增長早已放緩，其貢獻下降至微不足道的1.8%，但中國的投資率猛增，去年每100元的GDP當中，有49元便用來再投資，在這時段中，68.3%的GDP增長實有賴於資本的積累；不過，效率進步的貢獻比重卻下降至29.8%。

　　上述估算，我相信與中國的國情大致相符。中國的「人口紅利」快要消失殆盡，大約到了2015年，勞動人口的比例便要減少，從而拖慢而不是加快GDP的增長。至於資本積累這一動力，雖然比重愈來愈大，現在並無快將消失的危機，但這是要靠人民節衣縮食來達至，而且它終會受「報酬遞減定律」所困，將來的作用愈來愈低。例如，過去興建第一條公路時它的貢獻會很大，但有了一百條、一千條後，再新增一條用處便少得多。生產效率比重的下降其實最值得我們注意，中國若不能保持效率的高增長，將來GDP必會被蠶食。

民企舉步維艱 對GDP貢獻減

　　生產效率如何才能維持高速增長？這一方面是要靠中國人民在生產過程中不斷累積的經驗及教育與科技水準的提升，但制度的改革一直都極其重要。例如，在屬於上述第一時段的1978至1984年期間，農村獲容許「包乾到戶」，即農民在完成生產指標後，額外產量可歸農民所擁有，農產品價格又獲容許提升至接近市場價格，中國的農產量在這些激勵制度實施後應聲而起，猛增61%。個體企業的興起，日漸取代低效率的國企，亦為第一及第二時段的增長提供強大動力。

　　我們要注意，在第二時間朱鎔基主政期間，中國為加入世貿做了大量改革，效率進步對GDP的貢獻比重也增大至36.4%。但近十年來，尤其是最近五年，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低效率的國企得到更大的扶持，但民營企業卻舉步維艱。生產效率進步對GDP增長比重下降至29.8%，並非偶然。若要扭轉這局面，習近平南巡所宣示的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實屬必要。

 轉載自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