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香港相類似，上海地方財政收入也面對過度依賴賣地收入的問題。「上海市2011預算草案」顯示，2010年上海巿政府最大單一收入，就是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收益，數額高達579億元，佔當年財政收入的20.15%。賣地的收入比營業稅收入的466.9億元，企業所得稅的321.9億元和增值稅的206.3億元都要高。「投鼠忌器」，如此一來就對政府政策的謀劃造成相當大的制約。

　　雖然上海已獲准發行地方債券集資，但是增加財政收入，才能真正舒緩政府「入不敷支」問題。其中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一種方式，是仿效「主權基金」，如「淡馬錫」和「香港外匯基金」的形式，即國家和地區利用國際收支盈餘和財政盈餘積累資金，進行專業化的市場投資運作，創設以營利為主要目的的「準主權基金」── 上海投資基金，在運作的過程中推動金融市場的發展，非但不會對經營的環境造成影響，而且能逐步完善市場化的各個環節，推動上海向國際金融中心轉型。

　　出於經濟發展全局的考慮，或者需顧及不同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平衡，省巿地方政府過去往往不能把資金投放到最具成本效益的開發項目上，甚至默許政策性虧損。實踐證明，改革開放後地方政府通過銀行貸款替代財政撥款的「撥改貸政策」是不可行的，也因為項目欠效益而造成了部分國有銀行高達25%的壞賬率。

　　仿效商業機構的組織架構，創設「準主權基金」並進行獨立運作，可以有效減低在投資決策過程中受到的干擾，解決官僚體制導致的效率低下問題。換言之，通過政府基金運作的模式，切實提高投資的收益率，亦較省市地方政府政策性的直接投資更為合適。

　　如果能擺脫政治和政策方面的束縛，專注於回報與風險方面的管理，「準主權基金」是大有作為，投資收益也是十分可觀的。特別是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湧現了很多具投資價值的項目，部份潛在回報很高，可是也有部分存在欺詐的成份，因此專業的篩選工作顯得尤其重要。

　　不少研究均表明：大多數「互惠基金」經風險調整後的回報（Alpha值）往往較整體市場的中位數要低。其中主要原因，是基金經理為了迎合散戶的流動性需求和投資風格，追求短線的回報，忽略長線增值的機會。政府的「投資基金」以追求長線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實行積極管理，可以犧牲一定的流動性，也可以接受長線的投資項目，實現較一般「共同基金」更高的回報率。以新加坡的主權基金「淡馬錫」為例，過去30年的平均年度回報據估計高達18%，主權投資基金的優勢可見一斑。

　　「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是中國的主權基金，不過礙於國家機構的背景，在海外收購投資項目的過程中遭遇不少政治阻力，而地方政府創設的「準主權基金」，可以淡化外界對政治層面的疑慮，從而降低在收購海外項目在政治上的阻力，增加奪取潛在投資項目的勝出機會，以獲取更高的投資回報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