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都在抱怨，疫症肆虐個來月，打亂了他們的生活，本來要上班的家人，無法上班、要上學的沒法上學，一日二十四小時，一家大少全蹲在屋裏，大人爭用廁所小孩爭看電視。

　　在職媽媽反應最是強烈，在家工作，網絡、工具，各式配套的不便已令她們極其頭痕，還要同步照顧那在客廳飯廳，時而亂叫亂嚷瘋狂起哄、時而喊悶喊餓要吃要喝的孩子們。

　　整天困在家裏無法外出，也是喊冤的原因。

　　眾人異口同聲大控訴，都說若疫症持續，自己在敗於肺炎之前已鬱悶而終。

　　其實 …… 我真的搞不懂！

　　疫症橫行，為自身為家人為公眾，少點外出多留在家，怎說也算是明智之舉，專家不作出勸喻，有點常識也會自動自覺！抱怨喊冤？要生要死？我的確搞不懂。

　　我們正在面對的，不是一陣豪雨、不是一場風雪，而是一場疫症，才剛剛開始已波及全球，何時終止？影響多大？誰也說不準！

　　我們不需要過分惶恐，卻絕對不能輕率。

　　假設疫情持續！假設我們必須繼續留在家裏！假設這是一場戰爭！我們何不讀一讀這本書 —《安妮日記》（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by Anne Frank）。

（借用網絡圖片）

　　安妮（Anne Frank），猶太人，1929年出生於德國，為逃避希特拉的納粹極權統治，舉家移居荷蘭。二戰爆發，荷蘭被德軍佔領，隨即對猶太人進行大搜捕。

（借用網絡圖片）

　　為安全計，安妮爸爸帶著一家四口，連同另外四個猶太人，一拼躲進阿姆斯特丹一所古老辦公室，內藏以書櫃遮擋的密室，書櫃背後通往閣樓，走到盡頭樓梯旁，內有幾所房間，這便是「隱秘之家」。

（借用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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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附近是貨倉及家具廠，日間盡量減少走動，說話也得壓低聲音，免得被人發現。八個人困在這樣一個小小空間，絕對不能外出，這一住就是兩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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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11月19日（星期四），安妮於日記簿寫下這一段：

　　 “I feel wicked sleeping in a warm bed, while my dearest friends have been knocked down or have fallen into a gutter somewhere out in the cold night. I get frightened when I think of close friends who have now been delivered into the hands of the cruellest brutes that walk the earth. And all because they are Jews!” 

　　「我們能夠逃過秘密警察的追捕，愉快地在此處安身，真是何其幸運。我們對於那些無法幫助的親人，除了感到心痛與哀傷以外，還不至於擔心自己會像他們那樣。想到寒冷的夜裏，親友正日挨餓受凍、遭到無情的毆打，而我們自己卻躺在溫暖的床上睡覺，便會感到難過萬分。我的至親好友落在這個世界上最殘忍的人手中，真可憐呀。猶太人何其不幸。」

　　入住「隱秘之家」時，安妮才13歲，走過了兩年多不見天日、沒有自由的自我禁錮生活，最後還是全家被捕，送進集中營，安妮於1945年3月因感染傷寒而離世，終年15歲。

　　一個十多歲的女孩，面對極權，依舊沉著忍耐，面對生死，依舊勇敢積極。

　　那作為成年人的我們，可以同樣咬住牙關，不抱怨不叫苦嗎？

　　假設這次疫症是一場戰爭，我們好歹想想，該如何自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