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正式推行最低工資之際，全國各地亦不約而同地上調最低工資的標準。四月起，上海市最低的工資由 1,120 元人民幣上調至 1,280 元人民幣，升幅達到了 14.29%。但是伴隨著大幅上漲最低工資的是嚴重的通貨膨脹。作為奢侈價格重要品指標之一的茅台酒，零售價突破 2,000 元人民幣大關；明前龍井的收購價達到每斤 3,000 元人民幣。

　　仿效計算購買力平價的巨無霸指數，我們不妨也用最低工資除以茅台酒售價計算出一個茅台指數。上海 1995 年起設立最低工資標準，當年的最低工資是每人每月 270 元人民幣。隨後逐年遞增，到 2000 年時為 445 元，2005 年時為 690 元。茅台酒在 1995 年時為售價約為 240 元人民幣一瓶，所以指數為 112.5，意味著最低工資收入的人員每月薪俸可以購買 1.125 瓶茅台酒。此後在 2000 年時指數為 143.5，2005 年時達到歷史最高值的 2.226。可是自國家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後，茅台指數便由 2006 年的 197.4 逐步下滑到 2011 年的 64。「64 點」代表每個拿最低工資的人員，每月薪酬連一瓶茅台酒也買不起！

　　茅台指數的遞降正反映了貨幣購買力的下降。當然純粹用茅台指數去衡量一般市民的購買力確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物價的飛漲絕非單單出現在奢侈品的市場。從糧油食品到家具用品，漲價恐怕是近年物價走勢的唯一確定因素。在通貨膨脹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最低工資調整的成效無疑是事倍功半。

　　最低工資的設立目的是為了保障市民的收入可以維持基本的生活需要。調整最低工資是為了保證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市民基本生活所需不會受到侵蝕。可是在過渡寬鬆的貨幣供應環境引發的劇烈通貨膨脹下，不斷調整最低工資只是「杯水車薪」，成效有限而且極為被動。

　　中央推行寬鬆貨幣政策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為了保證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寬鬆的貨幣政策為企業提供了充足的低成本信貸。卻也正正是過低成本的信貸，扭曲了投資的決策，把拉動經濟的動力靠在過渡、重複的投資上。如此一來經濟增長的目標達到了，但是市民沒能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實質生活水平卻受嚴重的通脹侵蝕，不升反跌。當物價水平和工資進入相互攀升的上升螺旋時，工資的漲幅往往難以追得上通脹。通過不斷上調的最低工資來保障居民生活水平，非但本末倒置，客觀上亦難以彰顯成效。

　　茅台酒、龍井茶貴一點本身對社會大眾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畢竟兩者都不是必需品，少喝或是不喝並沒有什麼問題；可是茅台和龍井的售價卻又和必需品的漲跌方向相當吻合，某程度上反映出整體物價上漲的壓力。在經過了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後，政府的首要責任已由經濟發展的最大化轉到使全民享受經濟發展成果。與其通過最低工資彌補社會大眾的通脹損耗，達致和諧社會環境的目標，不如控制貨幣的過度流動性來的直接。畢竟百姓衡量的是最低工資的實際購買力而不是名義貨幣的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