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于丹在內地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論壇》主講《論語》後，國學熱成為大陸最新時尚。國學的主流是孔學，《論語》是孔學經典，孔學復興，這在內地三、四十年前是不可思議的事。

如今筆者書架上仍擺放著兩本書，一本是《批林批孔雜文》，另一本是《批林批孔文章匯編》，出版於一九七四年。當年孔子被徹底踐踏，“孔丘”、“孔老二”的罵聲不絕，想不到如今內地竟然也尊崇孔子，,真的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了。

中國的“打倒孔家店”是始自五四運動時期，那時的反孔有一定的曆史修件，因為當時的孔學已流於形式化、僵化，流弊叢生，但矯往難免過火。到文革時的“批孔”，卻是利用孔子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同樣是扭曲了孔子的真正面目。

孔子無疑是中國曆史上影響極大的人物，是中國精神文明的主要奠基者。但孔子的真象，也常在哲學家許多抽象意念的籠罩下，有時使人如墮五里霧中。曆來解讀孔子《論語》的，眾說紛紜，在各種解讀版本中，誰是正論，誰是妙解，莫衷一是。在曆代四百多種對《論語》的解讀之中，近年于丹講《論語》，算是奇峰突出。其《論語心得》面市，銷量據說達四百多萬冊，不能不說是孔子儒學的異數。

當然，這不代表說于丹講的《論語》便是正論。或如台灣哲學教授傅佩榮所說，于丹只做到宣傳《論語》的作用，讓全國人民知道孔子是好的，孔子是有用的，其它都談不上。事實上，曾有人批評于丹講《論語》是快餐文化，她也坦然承認，並說只要有營養、有人捧場就好，在大家饑腸轆轆的情況下，有人提供食糧，總比餓肚子強云云。

當然，快餐式文化的《論語》，難免斷章取義，充滿迎合市場需要的內容，經常是摘取語錄式的講解，對孔子儒學的宇宙觀、世界觀和方法論，欠缺一個通盤的理解，壞處是不夠深入，好處則在淺出，相較於香港，新儒家的幾位大師，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自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以來以香港為重鎮宣揚儒學，對香港文化的演變和推進，頗有影響。

他們投身教育工作，締造了高層次的文化和學術，增加了香港文化的深度和寬度，也培植了不少傑出的人才。可惜這種文化能走進學術殿堂，雖是深入，卻未能淺出，不像于丹那樣有市場觸覺，因而數十年來只是在香港的文化小圈子裡流傳。

無論如何，今日講孔子的儒學，需要將孔子複活過來，不能因循守舊，也不要在古人注釋的解讀中尋章摘句，而應賦予孔子以全新的精神。適應新時代的需要，解決新時代的問題。在這方面，香港作為一個中西文化交匯的平台，具有新儒家在此地傳播儒學的優良傳統，欠缺的只是于丹式推廣文化的市場技巧，通過電子媒體，以生動手法演繹，以日常生活作例證，使中國傳統文化普及化。看來新儒家大師的眾多弟子，若要令孔子儒學發揚光大，有必要向內地的于丹借鏡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