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純的物質或金錢援助，是否就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網上圖片）

　　Elon Musk剛剛榮登世界首富，就被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點名呼籲，捐出60億美元以解決全球飢荒問題。Musk的回答是只要聯合國準確地提出解決方法並公開會計報告，他會立即出售Tesla股票並將其捐出。作為全球首富，被要求捐錢時提出這些要求是否合理？

　　其實筆者早前同樣被問到類似問題：你願意捐多少錢以解決環保問題？簡簡單單一問，卻有點考起我。當下一頓，問者就「打蛇隨棍上」，立即宣揚起「問題已經來到臨界點，我們應該更關注環保。」我十分同意問題嚴重，以及氣候變化的迫切性，也理解問者的一番好意，但捐款是以甚麼方式解決問題？相信讀者和我一樣疑惑，既然不知道以甚麼方式介入、會帶來甚麼效果、會不會有其他社會成本等等，那怎知道應不應該支持，更遑論為這個參與定一個銀碼？而問者亦未就以上各點加以闡述。

　　處理一些社會議題時因為不同原因，有時需要專業知識與技能，又或是跨地域的龐大問題，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市民捐款支持既定項目或者比直接參與更為適合。不少非牟利組織正是為處理這類議題而創立，也靠著大眾捐款支持填補社會服務的不足之處。然而這個模式並不是萬試萬靈，例如全球投放了數以萬億美元的援助，但十億人仍然生活在貧窮和飢餓之中。

　　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bhijit V. Banerjee和Esther Duflo親身參與多項援助計劃，在18個國家和地區探查貧窮的真正根源（註1）。為何大規模的援助政策令人失望？原因就在於人們對於貧窮的理解不夠深刻。

　　兩位諾貝爾獎得主指出我們需要了解窮人的行為之下的根本邏輯。他們發現窮人經常花錢在昂貴的治療而非廉價的預防，例如蚊帳可以減低患瘧疾的機會，而曾罹患瘧疾的孩童長大後工資會較低，理論上購買蚊帳是非常合理，然而他們卻缺乏相關知識去了解這些預防措施，或是基於當地醫療服務的質素差，令人們質疑醫療專家的建議，又或是對此類「非必需品」的價格十分敏感，稍為加價已令他們卻步。朝不保夕的生活使人們難以作長遠規劃，要把握當下的同時讓他們變得相對短視。

　　可見如果沒有了解受眾，以及設計與之相符的介入方式，純粹物質援助可能達不到理想的效果。受眾無法脫離惡性循環，漸漸令社會出現「社會福利養成依賴」，甚至「養懶人」的看法。

　　既然如此，我們捐錢、食物和藥物等是否已完成道德義務呢？我們出於關懷社會或是道德責任感付出之餘，也應該關注項目的成效，從而思考如何將每個人為社會帶來的正面影響放大。或者進一步問：有沒有其他方式能以有限資源幫助更多人脫貧？

　　2000年學者Peter Singer和William MacAskill提出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註2），他們認為應當選擇效益最好的公益機構。Singer和MacAskill的另一個論點是，不應該以經常性支出作為公益組織評比標準。傳統上覺得做善事不應該有任何收入，以至人事、研究、行政的支出越少，越多支出是直接用在受益對象上越好。但是他們卻舉出研究顯示，「最有效益的公益機構花在行政支出的錢高於那些效益不高的公益機構。」（註3）

　　公益機構要講效益，不是單單追求服務人次，而是更應該量度受惠群體的轉化，並找出這種轉化對社會的影響。例如項目是從事公共教育，那麼知識的傳遞就是重點，假設舉辦一座講座，社會中有沒有類似教育項目可做比較？相似項目的成本是更多還是更少？參加者的理解程度有沒有分別？具體的效益，例如課程過後會針對十分一人的行為作更深入跟進，其成本會更高，但能夠令持份者更理解投放資源的果效。而這種轉化的量度，也更能幫助我們了解受惠群體的真正需要，以至根本邏輯。

　　只有在一個公開透明的環境中陳述不同介入方式的效益，社會才能更了解弱勢群體，以至不同介入策略的成果與因素，從而以合適的資源幫助到更多市民。而當這些成功的策略擴散開去時，則有可能使對群體的了解成為政策的一部分，從補漏拾遺納入到體制當中，最終推動系統轉化，而有志於社會參與的推動者則可以開發更新的介入策略，甚至投入到下一個題目中。周而復始，正是理想中社會進步的生命週期。這樣說來可能太遙遠，太宏大，但我們投身到社會議題中，路漫漫而修遠兮，這段距離惟靠著信念與夢想來填補。

註1：

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擺脫不了貧窮 （Abhijit V. Banerjee & Esther Duflo）

註2：

https://www.effectivealtruism.org/articles/introduction-to-effective-altruism/

註3：

https://www.theguardian.com/voluntary-sector-network/2013/may/02/good-charities-admin-costs-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