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2 11:42:58
社會創新是有社會意義和元素的創新
黃英琦
黃英琦
黃英琦一直致力倡議和推動社會創新、創意教育和文化發展。她在十四年前創立非牟利團體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六年前創辦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為香港首所推動創意教育的高中;四年前創辦 Make A Difference創不同(www.mad.asia),推動創意和創新,促進年青人帶動社會的正面改變。 黃英琦更於12年九月成立The Good Lab好單位(www.goodlab.hk),這是香港首個具備社會使命的共享工作空間,孕育來自各界的社會創業家和創革者,推動社會創新,減低貧富差距。 黃英琦積極參與公職和社會活動,曾任民選市政局議員、灣仔區議員及灣仔區議會主席;現為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委員、藝術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樹仁大學校董會成員及香港設計中心董事等。 她曾為《東方日報》和《明報》專欄作者超過十年,現為《AM730》的專欄作者,也是香港電台《Back Chat》時事節目及《新自由風》的主持,後者為黃英琦創立的網上電台。 黃英琦為美國加州布蒙拿大學榮譽文學士、香港大學教育碩士、嶺南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榮譽院士。
社創基金以協創機構為中介平台,連結民商官學,推動社會創新,成為扶貧和共融的催化劑;它不斷鼓勵跨界社會創新,轉眼三年。
社創基金以能力建設和創新項目(還有少量研究)為優先資助的領域。在此之前,「社會創新」對政商界是陌生的詞彙,三年來,社創基金馬不停蹄,跨界解說;今天,多了決策者理解社會創新與傳統社福服務的不同之處,在於社創如其他科技初創一樣,也是創新的實驗;社會創新者針對社會議題,想出新點子,並不斷嘗試、實驗和改變,結合跨界思維,成功回應社會問題。
社創基金確實推動了香港社創生態系統的成長,只要有新的、能解決複雜議題的點子,可申請做「原型」(prototype),踏出首步,取得十萬元資助;可行的話繼續申請「初創」,再證明有成效,就可「擴大規模」,撥款金額百萬以上。
自2015年,社創基金資助了123個原型、初創及擴大規模的項目。當中有不少是可複製的大想法,例如利用樂高積木鼓勵SEN學生表達自己,及以AR and VR協助讀寫障礙兒童閱讀。有部分是小試牛刀,例如讓年青人了解電競行業,設計防止校園欺凌的體驗,以及透過卡巴迪球賽促進共融,讓少數族裔參與社區。
有些意念由社福機構發起,如突破的Trial and Error lab,培訓年青人在文創創業的技能,還有共享空間可舉辦活動;另有異曲同工的項目由年輕創業家推動,例如「陸續創作實踐計劃」,以師徒制讓年青人在創意產業實習。
上述項目的受惠社群是學生及青年。社創基金也支持達致共融的創新,包容Beyond Vision project 利用觸感聽覺系統,鼓勵殘疾人士參與社會;網上平台手語翻譯,讓失聰人士更容易與別人溝通;還有招募年輕長者組成合唱團,由年輕設計師為失明人士設計的「看得見」錢包,以及簡單卻有效的沙灘輪椅租借計劃,讓行動不便的人也可以去沙灘。
在數碼年代,社創基金積極推動social tech社會科技,如研發可攜式智能藥盒,提醒長者食藥,並隨之建立智能藥物管理系統;另一團隊在開發輕便的中風復康機械系統,方便中風者的復原;還有多功能智能柺杖、長者技能與職位空缺配對平台,以及電動斜台研發等項目。
投資者愛問的是:項目有大有細,如何看影響力?奇怪的是,同樣的人卻不會問社福機構,你們的服務已推了很長時間,需要檢討和創新嗎?量化指標(如多少次工作坊,賣出多少件產品)容易計算,但協創機構也需要質化評估創新方案的長遠影響力,社創很難以「即食」角度判斷好壞,創新需要時間孕育,意念雛型不能原地踏步,要創新者不斷改變,這些都需要資助者的洞悉力、包容和眼界,不然在初創時期社會創新點子很快就會被打沉,很難堅持下去。
社會創新和科技創新同樣有風險,而不少科技創新,更是為了社會的創新,讓大家生活得更好。今年4月,社創基金秘書處所屬的效率促進組「被移動」了,不是實體的搬家,而是成為創新及科技局的一員。社創圈子似乎不理解箇中奧妙,由隸屬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搬到一個政策局,好像矮了些?我反而這樣想:創科局應比其他司局長更明白「初創」者的心聲,我的期盼,是創科局可以完善化一個接納失敗及鼓勵不斷堅持的社會創新支持機制。
社會創新是有社會意義和元素的創新;而創科局在推動的創新科技、智慧城市,同樣都是為了社會不同持份者的美好生活。最近社創基金在檢討首三年的成效。我在下一篇文章,將就社創基金的前景作出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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