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阿嬤的情書》勾起的一段南洋家史

　　周二下午我去看了《給阿嬤的情書》，平日這個時段，戲院裏觀眾總是稀稀落落，如今卻坐滿了老人和陪伴前來的子女。我聽他們說話，猜想很多都是南洋華僑和他們的後代。隨著電影的開演，每個人都應該會勾起一段遙遠而深刻的記憶吧？

 

　　這幾天，圍繞著這部電影的各方反應在社交網站上洗板，引發南洋華人或後代對往事的種種追憶。作為南洋華僑的後代，我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家史，但它沒有電影那般浪漫和溫情，而是充滿白色恐怖和血腥。

 

　　這段回憶支離破碎，需要我在成長過程中一片片撿起來，才勉強完成拼圖。我撿到的第一片碎片是在中學時期。當時因為獲得獎學金，我的葉芝太婆叫我到她家去，而且特別叮囑我要帶上自己的作文給她看。

 

《給阿嬤的情書》勾起很多人的南洋家族回憶（互聯網）

 

一片片拼湊起來的記憶

 

　　她的家在銅鑼灣SOGO附近，印象中太婆神情肅穆，沉默寡言，從未見過她這般雀躍。她把我的作文攤在餐桌上細閱，說：「想不到啊，我們范家第四代還有可能出個文人。」她突然問我：「想不想看你太公的論文？」

 

　　她那時已近九十高齡，居然像個年輕小女孩般，輕快地搬來一張凳子，爬上去，從書架頂上取下來一個紙盒。她珍而重之的打開紙盒，取出一卷泛黃的手稿，在我的作文旁鋪開來比較，問我：「你看，你們的字是不是有點像？」

 

　　那是一篇寫於1920年代的，關於魯迅的文學批判。看到一名逝者遺下的文字，我因為前所未有的緊張而感到手稿上的每個字都在晃動。那天她第一次告訴我太公是死於政治暗殺。

 

　　我當時還不知道的是，太公死於非命後，太婆三令五申後人不得從事新聞行業，他們回國後要麼當醫生、工程師，要麼下海經商，我是整個家族唯一繼承了太公職業的「破戒者」。

 

太公的復旦畢業照，及遺留手稿（作者提供）

 

夏伊喬的木箱和鸚鵡

 

　　最近，我叔公從加拿大回港渡假，又給我講了一段有關中國著名畫家劉海粟抗戰期間，在我家客居和作畫的往事。不過，叔公當時尚很年幼，記憶中更多的是劉海粟的夫人夏伊喬。他說夏伊喬搬到我家時帶來幾口大箱子，還有一隻鸚鵡。

 

　　日本佔領南洋後，夏伊喬跟隨劉海粟匆忙回國，鸚鵡就送給了我叔公，也留下那幾口箱子。直至1950年代，家人確定夏不會再來，才打開箱子。叔公說：「那箱子上蒙著羊皮，裏面盡是漂亮衣服。」我感到叔公當時應該常圍著夏伊喬轉，很討她喜歡吧？

 

　　這些碎片拼湊起來的，卻是太公和他的家人、朋友逃亡和被害的一生。我來自梅縣客家，民國初年，太公和一位同學在學校「聚眾鬧事」，據說是要剪清朝遺民的辮子，結果雙雙被開除。那位同學後來一度去了馬來西亞，太公逃到印尼投奔親戚。不過兩人隨後又都回國，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那位同學，入讀雲南講武堂，參加南昌起義，熟悉這段歷史的人應該知道是誰。我太公叫范小石，走上了文人之路。他先考上北大學習西方哲學，成為中國早期介紹古希臘哲學及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員。

 

　　隨著北方的政治環境變得嚴峻，太公南下上海，轉入復旦大學，太婆是他在復旦的學妹。這個時期他們師從陳望道、鄭振鐸和謝六逸等學者，在我後來看到的史料中，太公和謝六逸曾合作撰寫過西方哲學著作，而太婆則是北歐神話故事集《人魚姑娘》的第一位中文譯者，她說當時是在陳望道、鄭振鐸等老師支持下才完成並出版。

 

郁達夫的上海室友
 

　　太公太婆此時活躍於上海的左翼文化圈，著迷於評論和收集魯迅作品，並介紹西方哲學。太公還曾和另一位年輕作家當過室友，這位作家叫郁達夫。兩位最後都遇害於南洋，終年50歲，可謂殊命同途。

 

　　陳望道是中共創黨黨員，《共產黨宣言》中文版譯者，當時是復旦中文系主任，謝六逸是左翼無黨派人士，復旦新聞系創系主任，鄭振鐸則是民主進步人士，當時在復旦中文系任教。這層關係意味著，當1927年國民黨發動「四．一二事變」時，我的太公也難逃厄運。

 

　　我在諸如台北的史料館等機構中，發現過一份又一份針對太公的通緝令，罪名是「反對黨國」。最後一份的發出時間，已是太公逃亡南洋時。該通緝令附帶一份呈交給國民黨中央的意見，要求「就近取締」范小石。甚麼是「就近取締」，不言而喻。

 

　　從上海陷入白色恐怖，到遇害於南洋，是一段漫長的逃亡史。太公與太婆先是輾轉落腳日本神戶，準備報讀早稻田大學翻譯系。我的太公是個書呆子，他認為當時中國大量引入日文版的馬克思理論著作，而日文又是從俄文版譯來，恐怕錯漏百出。因此，他打算學習日俄文翻譯，把錯處逐一找出來。

 

　　在神戶的日子過得很清苦，因為要省錢，吃最便宜的梅子飯團，冬天也只能凍水洗浴。然而留學生活並不長久，因為爆發九一八事變，兩名血性青年再也不可能在日本呆下去了。於是太公帶著太婆，又一次啟程前往印尼巴城（今雅加達），展開他生命中最後一段旅途。

 

太公遇刺後由巴城華人公會葬於當地（作者提供）

 

在南洋支援中國抗日

 

　　作為來自北大和復旦的年輕中國知識分子，太公在巴城華僑圈子中受到了歡迎。他很快成為當地主要左翼華文報章《巴達維爾時報》的總編輯，爾後還創辦了《正論周刊》等報章，並長期撰寫社論，開始在遙遠的南洋支援祖國的抗日戰爭。

 

　　郁達夫此時也漂泊到了南洋，在馬來西亞擔任華文報章的副刊編輯，而郁達夫又認識劉海粟，於是就促成了當時轟動一時的，劉海粟在南洋舉行抗日捐款義賣活動。

 

　　由於我家在巴城也經營書畫原料店，劉在印尼舉行義賣時，索性就住在我家專心繪畫，作品籌得的款項寄回中國支援抗戰。劉海粟晚年在其傳記中提到這段經歷，稱後來日軍攻佔南洋，小石專程來保護他，告誡切勿與日偽合作，為日本侵華「裝飾門面」，劉則表示「絕不會做民族的敵人」。

 

國民黨決定「就近取締」

 

　　太公在南洋的援華抗日活動，反為自己埋下了殺身之禍。身為左派知識分子，他平日撰文猛烈抨擊國民黨政權，本已犯了大忌。成為印尼僑領後，又把當地籌得的抗日捐款，經宋慶齡轉給了八路軍，他同時還安排了大批回國抗戰的青年前往延安，於是有了國民黨的「就近取締」命令。

 

　　日本攻佔巴城後，局勢驟變，華人缺衣少藥，無以為計。太公既是僑領，又通曉日文，於是硬著頭皮與日軍交涉，並刺探日軍在南洋的動向。在戲院裏看到的華人不得開辦華文學校的那一幕，其實早在日軍佔領時就已實施過。太公當時想了一個辦法，他對日本人說既然不讓辦華人學校，開幾個補習班，教簡單算數總可以吧？

 

　　基於他曾在日本旅居的經歷，日本人倒是對他網開一面，結果他費了很大精神，請來當地學歷最高的一批華人來教補習班，表面上是教簡單的理科知識，但當然是用中文來教，如此就實則教中文了。他可能沒有意識到，在此期間國民黨特務一直盯著他。

 

軍統伏擊左派僑領

 

劉海粟傳記、為太公所作字畫及國民黨通緝令（作者提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巴城華人沉浸在勝利的歡快氣氛中。然而就在此時，軍統已經從廣東梅縣調派殺手至巴城潛伏，觀察小石及其他左派僑領的日常生活規律。10月5日，國民黨特務發動多起伏擊，雙方甚至爆發槍戰，但只有我太公遇害。

 

　　其實國民黨要趁日本投降，奪取巴城僑團控制權，事前風聲已緊，太公認為自己只是文人，又沒有做傷天害理之事，對方總有底線，因此沒有大費周章安排保鑣。當天，他獨自騎著單車前往辦事處，被等在半路上的殺手李映青伏擊，連捅五刀當場死亡。

 

　　李映青行兇後，被國民黨安排乘船逃回廣東。他在逃離前居然深夜潛入我家，向太婆道歉，說自知殺錯好人，但不敢違抗命令。太婆當時拉著年幼子女，質問他即知有錯，何不公諸於世？李映青不敢正視，他哪知逃回國才數年，國民黨政權即敗亡。

 

　　李映青脫離國民黨組織，在梅州匿藏數年，終究被歸國華僑認出。太婆告訴我，當時廣東省檢察院徵求她的意見，如何處理李的罪行，她表態說寬大吧。根據我看到的法庭判決，李只被判刑5年。我問太婆為何寬大？她輕描淡寫說：「冤冤相報何時了？」

 

南洋華人的福祉是甚麼？

 

　　圍繞著電影和我的南洋家史，還有很多可以說的事，之所以講出上述這段，是因為它具有歷史代表性，說明南洋華人是怎樣一路走過來的。南洋華人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做出了巨大貢獻，並遭受了深重的苦難。面對當下和未來，圍繞著電影引發的任何政治討論，都不應該忽略一個問題--電影的熱潮終將過去，南洋華人應得的福祉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