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能否解除亨廷頓魔咒？

　　法國總統馬克龍最近表示有意參加8月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峰會，而峰會的一個主要議題正是「去美元化」。因此，當法國的穆斯林社區恰巧在此時爆發騷亂時，難免令外間懷疑幕後是否又有黑手。

 

 

巴黎郊區的穆斯林青少年向警察燃燒瓶（美聯社）

　　然而，法國主流社會與穆斯林社區的矛盾由來已久，且早已呈現亨廷頓「文明衝突論」般難以調和的狀態。這種矛盾既受外來影響，但亦有深遠的內在因素，日經月累之下變成一點即燃的乾柴。面對這道並不美麗的「風景線」，筆者認為當前最為關鍵的問題是：法國還能不能解除亨廷頓的魔咒？
　
穆斯林社區問題形成的3條時間軸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就有必要首先說明，法國當前的穆斯林社區問題，至少受到三條時間軸的影響，它們之間雖然有重疊之處，但並不能籠統混為一談：
　
　　第一條是戰後北非的反法殖民主義運動及移民潮，代表事件是1954至1962年爆發的阿爾及利亞戰爭，尤其是在戰爭尾聲的1961年，警察鎮壓阿裔示威者釀成「巴黎慘案」。

 

大批參與示威的青少年被捕（美聯社）

 

　　第二條是2001年美國遭受九一一恐襲，法國加入反恐戰爭，同時也成為歐洲主要的恐襲目標，代表事件是2015年席捲法國各地的恐襲浪潮，包括巴黎在1月7日發生12死11傷的查理周刊總部槍擊案；至11月13日又發生震驚全球的巴黎街區大屠殺，造成130遇害，360多人受傷。
　
　　第三條是2010年12月北非國家突尼斯首先爆發的民間示威潮，並在奧巴馬政府和美國社交網絡平台支持下，迅速升級為席捲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顏色革命。法國參與了推動該地區的政治洗牌，代表事件是2011年卡達菲政權被武力推翻。
　
阿爾及利亞戰爭後遺症
　
　　由於阿爾及利亞戰爭已經年代久遠，因此在媒體討論法國穆斯林社區問題時甚少提及。但是，二戰後法國北非屬地的反殖民運動及其後遺症，才是塑造出當前矛盾的主線。例如今次騷亂以在法國土生土長的青少年為主，就是該時期北非移民的後代，與「宗教極端主義」或「難民問題」並非必然劃上等號。
　
　　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連法國當前的政治制度也是阿爾及利亞戰爭塑造。1958年，法國在戰爭中的失利，導致了溫和派主政的法國第四共和崩塌。戴高樂將軍東山復出，締造了強化總統職權的第五共和並沿襲至今。這套政治制度即使是在今天，仍確保了馬克龍擁有絕對的權力，迅速指示總理和內閣部長，調動4.5萬軍警鐵腕鎮壓騷亂。
　

電影《阿爾及爾之戰》劇照

 

　　不過，阿爾及利亞戰爭進入尾聲時，巴黎上演了一場慘案。1961年10月17日，3萬阿裔民眾在巴黎舉行反殖民示威，遭到警察和極右翼勢力的血腥鎮壓。據稱，由於很多警察是從北非戰場上退役，因此對示威者展開瘋狂報復，數天內有逾1萬多名示威者被捕，約200名示威者被毆打致死，甚至是綑綁四肢活活拋入塞納河淹死。
　
　　這宗慘案被歐洲歷史學家稱為戰後西歐最為暴力的一場鎮壓示威者事件。意大利導演Gilberto Pontecorvo為此在1966年拍攝了政治寫實電影《阿爾及爾之戰》(The Battle of Algiers)，由於批判巴黎當權者的殖民主義暴行而一度在法國被禁播。影片全程用黑白膠片拍攝，想瞭解這場戰爭的讀者值得一看。
　
穆斯林與主流社會並非同一屋簷下
　
　　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失敗，以及巴黎慘案招徠的國際輿論聲討，促使法國政府對北非移民採取了「隻眼開隻眼閉」的政策，且出於戰後經濟重建的需要，法國此時亦吸納了大批青壯年移民。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雖然移民政策持續成為主要的政治議題，但法國主流社會與北非裔穆斯林社區之間似乎也相安無事，直至反恐戰爭爆發。

 

馬克龍強硬處理示威（美聯社）

 

　
　　在反恐戰爭爆發前的這段時間，大量移民至法國的北非入，其實並沒有和本地人生活在同一屋簷下。他們在巴黎等大城市的郊區或某個城區聚居，形成「城中城」。雖然把法國人口攤開來計算，目前穆斯林只佔總人口的10%，但是在這些城中城，穆斯林人口其實佔了大多數。於是在法國各地，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穆斯林宗教與文化的「飛地」。
　
　　法國政府並非沒有考慮到這些聚居點的社區發展，例如在主辦1998年世界盃足球賽時，就特地挑選了北非移民聚居的聖丹尼區，作為巴黎主賽場館的所在地，試圖透過國際賽事來提振當地經濟。不幸的是，反恐戰爭爆發令歐洲陷入動蕩，經濟亦飽受打擊，抵銷了法國政府的努力，這些城中城進一步淪為貧民窟和「不管地帶」。
　
　　當反恐戰爭爆發後，法國政府驚覺發動襲擊的恐怖分子可以輕易躲入城中城，而當地的貧窮和失業狀況，又為極端主義思想提供了溫床。雖然大部分城中城的穆斯林都是立場溫和的普通百姓，但血腥恐襲事件頻發，仍舊令主流天主教社會與穆斯林社區關係承受壓力，催生極右翼政治力量抬頭。當時仍是內政部長的薩爾科奇，為此花了很多精力推動與穆斯林理事會溝通，他的工作表現亦為後來成功當選總統奠定了基礎。
　
咎由自取的難民潮時代
　
　　在此額外一提的是，反恐戰爭亦曾一度促進法俄關係的靠近。在2015年底巴黎發生街頭大屠殺後，普京曾下令駐敍利亞俄軍在炸彈寫上「為巴黎」，對伊斯蘭國(ISIS)發動空襲。因此在俄烏爆發戰爭前夕，普京一度期望馬克龍能阻止北約東擴，並非沒有原因。

 

2015巴黎街頭恐襲震驚全球（資料圖片）

 

　
　　歐洲經濟在反恐戰爭、華爾街金融海嘯和希臘債務危機連串打擊後奄奄一息，為了解決經濟困境，薩爾科齊當選總統後，又在北非捅了一個大馬蜂窩。2011年，法國聯同美、英等國，協助利比亞反對派武力推翻了卡達菲政權，曾經與薩爾科齊私交甚好的卡達菲橫死街頭。
　
　　法國最初從利比亞洗牌中獲取了龐大利益，包括新政府35%的石油合同，11架空巴訂單，及戰後重建項目等。但人算不如天算，利比亞反對陣營各武裝派系爆發內戰，不僅令戰後重建淪為泡影，更大的災難是，卡達菲在世時為了拉攏歐洲，還致力阻止難民橫渡地中海。他死後歐洲門戶大開，迎來了咎由自取的難民潮時代。
　
　　可見，法國先是受二戰後的殖民與反殖民鬥爭影響，而未能推出長遠及有效的主流與穆斯林族群融合政策；在其後的反恐戰爭和北非軍事行動中，法國雖然獲取了一部份石油和海外訂單利益，但相較於國內遭受的恐襲、經濟停滯和難民潮等衝擊，以及穆斯林社區與主流社會的矛盾加劇，顯然得不償失。
　
法國應捕捉中東大和解契機

 

2011年反政府武裝攻佔卡達菲官邸（資料圖片）

　
　　回到本文最初提出的問題，法國還能不能解除亨廷頓的魔咒？這就視乎於馬克龍政府如何看待中東的變局。自從伊朗和沙特阿位伯外長在北京會面後，中東正在以超出外間預期的速度走向大和解，法國能夠捕捉到這個時機嗎？
　
　　法國是環地中海最主要的政治和軍事大國，亦是該區域唯一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如果她能夠憑借中東大和解的契機，積極重建環地中海，尤其是北非地區的政治與經濟秩序，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和難民潮問題，並且在區域重建中找到比對外發動戰爭更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動力。
　
　　加入推動中東大和解進程，事實上也有助於化解國內主流社會與穆斯林社區的矛盾。伊斯蘭教已是繼天主教後，法國的第二大宗教，是法國政府和社會都不能迴避的事實，繼續篤信「文明衝突」，而忽視經濟基礎對改善社會問題所起的作用，只會令矛盾進一步激化。馬克龍訪華促進雙邊多層次合作，並表示有意加入金磚峰會，振興法國經濟，是否出於上述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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