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在河南大學從事學術交流之際，恰逢友人邀請我赴禹州考察古代鈞窯遺址和中國鈞瓷文化園，得以一睹鈞瓷的神秘和魅力，並見證現代鈞瓷藝術在衰退近千年後又在當地復興而走向世界，深感不虛此行。

　　鈞窯瓷器是中國古代陶瓷中的奇珍瑰寶，瓷釉以雅致的乳濁狀天青色為特點，又因窯變而生出天青、月白、青黃、褐綠、紫藍等千差萬別的顏色，所謂「入窯一色，出窯萬彩」，深受收藏者的喜愛。鈞窯是宋代五大名窯之一，歷經金元而不衰，明初以後轉入低谷，乃至在當地銷聲匿跡。要到晚清光緒年間才又試燒成功，但是影響已經式微。1990年代在禹州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鈞瓷工藝上獲得重大突破,燒制燃料上也開始用天然氣代替煤炭，禹州鈞瓷研究所成功燒制了一對特大花瓶，被河南專家挑選為唯一回歸賀禮送往香港，並命名為「豫象送寶」，從此禹州鈞瓷經常在重大國事活動時作為代表中國瓷器文明的珍貴禮品被贈送給國際貴賓。

　　這次考察，國家非物質遺產鈞瓷技藝傳承人、禹州市鈞瓷行業協會會長孔相卿先生親自向我介紹了鈞瓷文化園的建設。孔先生是銅系青蘭釉「松石蘭」締造者，作品頗多，重現了宋瓷的精美而又承載了當代價值的審美趣味。他出身鈞瓷世家，從小跟隨父親燒制瓷器，最感嘆的就是時代給了他最好的機會，才能讓他不像父輩那樣燒瓷只能糊口謀生，縱有百般才情也無處可使。

　　我對於鈞瓷藝術鑒賞是一個門外漢，但是對於宋代瓷器的消費和貿易卻有些了解，更能體會孔相卿先生的心情。宋代瓷器藝術走向高峰的背後是唐宋之際市場經濟的崛起。現代考古發現證實，中國古代瓷器開始大量外銷就是在唐末五代開始的，因此日本學者也把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稱為「瓷器之路」，而最近在廣東陽江海面發現的南宋沉船「南海一號」更是海外貿易在宋代日趨繁榮的重要例證。

　　在其空間有限的船體內，專家們發現了多達13,000余件的瓷器,種類繁多而制作精美。但是討論宋代瓷器貿易，我們要謹記宋代海外市場不管如何發達，其實遠遠不如其國內市場的規模，因為在十至十二世紀的世界上，當時一億人口的中國不僅是第一大市場經濟體，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發達經濟。以開封為中心的水運網絡可以負擔像茶葉、瓷器之類的消費品在南北之間周轉貿易，而大大小小的城鎮也有上百萬家居民日常生活，都對瓷器有巨大真實的需求，故一旦某類瓷器在技術和工藝上有所突破，就能在市場上引領風騷。

　　明清人歸納的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窯也好，還是現代考古學者所常常總結的北方磁州窯、耀州窯和南方龍泉窯以及景德鎮青白瓷和德化窯，都說明這種大體量市場需求驅動的技術分工在宋代所達到成就，簡單講就是市場愈發達，則需求愈多樣，而產品愈豐富，所以精瑯珍奇的藝術品也有機會問世，也才會有後來收藏家所雲「縱有家財萬貫，不如鈞瓷一片」。而回到孔相卿先生的故事，妳會發現宋代歷史在當代的重演。他個人的奮鬥成功背後離不開當代中國的對外開放，但尤其重要的卻是中國經濟改革最近二十年城市化所推動的市場消費，使得人們日常消費也不斷升級，精益求精而渐趨向於藝術情趣之陶冶，這才是鈞瓷藝術價值再鑄造的社會基礎。

　　我向讀者報告的鈞瓷故事至此結束，但是我還想談談這個故事對我們今天建設大灣區的啟迪。現在計劃中的大灣區人口為6千多萬人，其中常居人口100萬以上的城市就有10座，而中心城市廣州、深圳和香港合計則達3千萬以上。2015年大灣區人均GDP已達2萬美金，GDP總量高達1.34萬億美元，與韓國、俄羅斯同級，接近當年世界GDP總量第十名加拿大，這充分展示了大灣區作為一個發達經濟體所達到的市場規模，也說明大灣區作為一個城市經濟群其消費實力非凡。

　　香港身處中國這個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經濟體身邊，如果方向明確，政策得宜，善於把握機會，就可進一步引領整個灣區的市場整合和技術分工，從而將自己打造成世界級的經濟之都和文化之都。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僅會聽到、看到類似禹州鈞瓷的故事，更能利用香港的舞臺和港人的智慧來分享這些成功，畢竟開放的市場才是文化走向輝煌的真正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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