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曾蔭權已經完成了他任内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在他過去管治香港的七年，也是外部飽受經濟風浪衝擊，内部經歷社會氣氛轉變的七年。在特首的《施政報告》的最後部分，也為自己幾年來的施政作了個總結。

 

　　他指出，政府一直以來都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核心理念，讓香港有自由寬鬆的投資環境，有利營商的空間，政府的配合和引導只起輔導作用。不過，這種管治理念正受到衝擊，原因是貧富差距帶來再分配的要求，並逐漸變成結構性社會矛盾。

 

　　作爲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固然需因應形勢，正視自身施政的不足。特區政府以關顧基層人士，幫助有切實需要的市民為出發點，讓市民分享經濟進步的成果，是正確的觀念，也是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的方向。不過這並不代表政府要立法推動一些制約經濟發展，減低自由度，自我束縛的政策，去達致再分配的目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並不存在衝突，要達致成果共享、福利健全的效果，更需要以經濟的發展和收益作爲基礎和保障。

 

　　然而，最近兩年，隨著最低工資立法、《競爭條例草案》的審議，以及未來對於標準工時的研究，工商業界對於營商環境受制約、對於工商政策的不安，已經逐漸擴大。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以經濟自由度全球第一而見稱，好的工商政策固然值得支持，但一些約束限制的條款，是否又應該人有我有呢？

 

　　在競爭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各大商會及中小企代表都多次向政府反映意見，要求有關的條文要清晰，要切合香港的實際，要免除中小企的顧慮。經過一年多的溝通，政府才在最近作出有限度的修正。

 

　　工商業界認爲訂立《競爭法》的目的，是希望維護巿場的公平競爭，並非要嚴苛規管企業運作，更不是扼殺工商界、特別是中小企的經營。當局最近提出的修訂，令條例在維持競爭與營商環境之間，取得較好平衡，同時與國際不少地區現行法例的做法相近，更能配合本港的實際情況；不過，美中不足的是，對於企業「低額模式」的計算，低額門檻仍然過於狹窄，每年營業額低於一千一百萬元的企業，只屬於微型企業，因此，大多數的中小企根本不能受惠。

 

　　我們希望政府可考慮引入「雙軌低額模式」，除了提高現有的營業額豁免上限，並可考慮歐盟、新加坡的「低額模式」，增設市場佔有率的準則，以較高者為準，讓更多中小企可獲豁免。

 

　　政府一直強調，中小企並非競爭法的針對目標。我們希望政府能好好把握這個原則。除競爭法之外，任何工商政策的制定，都需要以符合香港長遠發展的利益為前提，做足深入的政策研究，廣泛的意見徵詢，並不可因民粹推動，而倉促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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