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特殊關係」兩度失之交臂—寫在英外相訪華之際

　　本欄早前指出，英國工黨「元老級人物」曼德遜(Peter Mandelson)上月現身香港，顯示在保守黨執政期間惡化的中英關係，因為唐寧街易主而出現了改善的契機。以曼德遜在處理對華關係上的資歷之深，他此行極可能是為了雙邊高層級的正式訪問，展開前期接觸。

　　果然，英國新任外相林德偉於周末對華展開為期兩天的正式訪問，如此行順利的話，就有可能實現兩國更高層級的訪問。不過，筆者對於工黨外相此行的成效仍有所保留：

　　原因之一，是今年7月上台的工黨施紀賢內閣，已走完了頭三個月的執政蜜月期，並未在治國理念上，展示出強而有力，且具新意的開拓性，使得唐寧街新班子在外交事務上顯得缺乏技巧、判斷力和活力。這和1997年5月上台的貝理雅內閣提出「新工黨」理念，並在國內外政策上雷厲風行推行相比，可謂「輸了成條街」。

英國工黨外相林德偉周五抵達北京（美聯社）

施紀賢內閣缺乏開拓精神

　　例如在此次林德偉訪華前，中英關係就成了工黨與保守黨在國會內的政爭工具。前保守黨首相、剛輸掉大選的辛偉誠在台海、香港事務等一系列涉及中國內政的問題上追問施紀賢。後者則連連強調在對華政策上的跨黨派共識，生怕被扣上對華軟弱的帽子。

　　根據他的議會表現，可以推斷工黨政府在處理對華關係時，仍會採用一套陳瘸的外交策略，既先行在公開場合擺出對華強硬姿態，確保在國會政爭中不失政治正確，然後又藉此在對中方的接觸中，提升自己的對話籌碼。這和當年貝理雅上台後，果斷將對華政策排除在國會政爭干擾之外的做法，也是大相徑庭的。

　　林德偉訪華前，唐寧街還留了另一手，就是暫時沒有跟從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重稅。這對歐盟和中國來說，算得上是一把雙刃劍，既展示了英國脫歐後的外交自主空間，同時又給此後中英之間的交往留下了後招。今天不加關稅，未來也總還是可以變臉的。

　　俗話說，英國的天氣一日三變，北京對倫敦政治的無常應該早已有深刻印象。在這種反覆無常的變化下，中英雙方從務實的角度，固然可以展開一些互利合作，但兩國間建立更高、更遠戰略關係的可能性就變得很渺茫了，而這對於曾經在香港問題上實現歷史性和平權力交接的兩國來說是個遺憾，對香港也是個遺憾。

與華戰略合作滿盤皆活

　　英國在戰後依借英美「跨大西洋特殊關係」，以維持其在歐洲以至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但這層關係在後冷戰時期，並未能從根本上扭轉英國全球影響力下滑的趨勢。如果在1997年後英國能夠憑借香港的「橋樑作用」，與中國建構「跨亞歐特殊關係」，令倫敦和香港成為兩國在遠東和西歐的金融、貿易主要gateway，這步棋顯然能令英國的全球影響力「滿盤皆活」。

　　事實上，在香港順利交接後的工黨和保守黨輪流執政期間，出現過兩次中英建構高度戰略互信互利的機會，首先是新工黨貝理雅內閣在1997年上台後，提出香港是「中英之間的橋樑，而非障礙。」第二個時期是促成保守黨中興的卡梅倫內閣，於2015年提出打造中英關係的黃金10年。

　　但是，中英關係始終未能提升至有利雙方的穩定高度，原因之一是在政黨交替下，工黨和保守黨意識形態的南轅北轍，導致了對華政策的時晴時雨。現代工黨的治國理念，源自於1990年代貝理雅和白高敦兩位工黨後起之秀打造的「新工黨」概念，其指導思想，就是主張英國積極加入全球化進程，包括在歐洲融入歐盟，在遠東則積極透過世貿等機制，來「引領」中國開放市場。

英美特殊關係的制約

　　保守黨則更傾向於依托英美特殊關係，脫離歐盟，裂解歐洲一體化進程，以鞏固英國的「主權」，並與美國的鷹派政治力量合流，聯手制約中、俄兩個大國的復興。雖然在卡梅倫時期，保守黨政府罕有地採取了與歐盟、中國交往的政策，但隨即又受到了英美特殊關係的制約。

　　在唐寧街提出與中國建構黃金十年後不久，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戰，並迫使英國加入對華脫鈎的行動。當時，連BBC報道亦指出：「中英關係在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戰等因素影響下起伏，英國不得不在中美博弈中做出選擇。」

　　可見，英國外交政策深受跨英美跨大西洋特殊關係影響，而喪失了自主性，甚至向不利於自身利益的方向發展。正因為英國的外交政策受到美國的主導，工黨外相此次訪華很難擺脫美國對華政策的底線。

　　在時間點上，雖然英國工黨和美國民主黨關係相對密切，在拜登政府任期之內，施紀賢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對華交往的「自由」，但美國總統選舉即將在下月初舉行，如果換了共和黨的特朗普上台，則唐寧街就會面對與白宮的不咬弦之苦。如果工黨控制的唐寧街，遇上了共和黨控制的白宮，在意識型態的撞擊下，施紀賢會有魄力從英國的外交利益著想，爭取對華政策的自主空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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