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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12

中國新外長上任的首十天

  自從駐美大使秦剛從王毅手中接過中國外長一職,北京先後接待了菲律賓和土庫曼兩個國家元首的最高級別來訪;然後按照外交部傳統,他甫上任即出訪非洲。
 
  在接待來賓,和準備出訪非洲之餘,這位新外長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等外國對等官員通了電話。待到他出訪前一天,又因為入境防疫安排的分歧,中國暫停辦理韓、日兩國國民的短期入境簽證。
 
  當中國新外長的專機飛往非洲途中,又短暫降落在達卡的國際機場,以便他與孟加拉外長莫門舉行短暫會晤。而上述所有事件,前前後後都只是在大約短短的十天之內發生。

 

 

中國新外長秦剛需維持中美外交溝通渠道暢通(資料圖片)


中美為全球激烈博弈做準備
 
  在中國展開頻密元旦外交活動之時,同樣在短短的十天之內,德國、南韓、立陶宛的國會議員、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相繼造訪了台島;此前表達過訪台意願的美國眾院共和黨領袖麥克錫,經過15輪投票後「天降大任」,終於當上了眾院議長,並且第一時間成立了推動對華冷戰的眾院「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而美國伯克級神盾驅逐艦「鍾雲號」,亦在新年首次穿越了台海。
 
  同一時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展開了歐美五國之行,以討論「中國威脅及台海局勢」推動與美歐各國的「安保合作」為契機,推動軍國復活。而美國副國務卿費爾南德斯也到了首爾,催促南韓加緊落實與中國產業技術及供應鏈脫勾。
 
  遠在左翼政黨相繼執政的拉丁美洲,即將訪華的巴西總統盧拉在上任首周,就遭遇右翼前總統博索納羅支持者的暴亂,國會、高等法院、總統府被佔領。雖然盧拉調動軍隊平亂,但巴西政局顯然面臨一段動盪時期。

 
「戰狼外交官」並非個性表演
 
  秦剛不待3月兩會召開,就於去年12月30日接任外長,這場看似急匆匆的人事安排,同樣在過去十日引發各種揣測和話題,而且大多集中於他的禮賓司長資歷、「戰狼外交官」等行事風格、以及是否有足夠經驗應對錯綜複雜的外交局面。
 
  其實,只要羅列上述十天國內外發生的事件,就不難理解到,當前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全球局勢,重在看大局,而不是個別外交官的行事風格。秦剛匆匆回國,反映在去年下旬的某個時刻,北京確信在新的一年,中美在全球範圍的外交博弈,將提升至更激烈和更廣泛的層次。在中美對話難有突破的情況下,秦剛繼續留在美國的價值,已經及不上他盡快回國,與原外長王毅一同應對美國走向總統選舉年而即將出現的「驚濤駭浪」。
 

 

王毅需要凝聚綜合國力迎戰中美激烈博弈(資料圖片)

 


  而講到「戰狼外交」,過去數年最為經典的一幕,其實是發生在剛卸任的前外辦主任楊潔箎身上。他在2021年初中美阿拉斯加會談上,厲聲發出「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的大白話。當時王毅作為外長,大部分時間都是默默坐在楊潔箎身邊,聽他「拍桌子罵人」。
 
  換言之,「戰狼外交」並非中國某位外交官單打獨鬥的「個性表演」,而是北京面對國際大氣候惡化,尤其是美國自2016年特朗普政府對華展開貿易戰,及其後拜登政府對華展開「激烈競爭」之下,做出的一種即時性戰術反應。它要求中國外交官改變過去一段時間致力爭取西方友誼的慣性,而展示北京「敢於鬥爭」的姿態。
 
  因此,媒體和輿論在探討中國外交新動向時,不應過高評估新外長個人行事風格的影響。尤其不應忽略,在秦剛接任外長的頭十天,王毅也在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的新崗位工作了十天。
 
綜合國力需形成拳頭力量
 
  如果僅僅是把王毅和秦剛形容為「戰狼組合」,措辭雖然充滿張力,但同時卻也是在暗示,未來北京的外交工作,除了延續原路線外並無新思維。筆者反倒認為,僅僅是依賴外交部展示「戰狼精神」,恐怕已跟不上中美全球激烈博弈的新形勢需要。
 
  因此,當前最為值得觀察的一個主要動向,是中國的外交決策和執行機制在新時期會發生何種變化?有關問題仍應首先緊盯王毅,因為按照現有體制,作為中國外交及國際戰略安全政策的制訂者,他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凝聚政治、經濟、軍事、科研和文化等綜合國力,在外交領域形成拳頭力量,來應對各種外來挑戰。
 
  另一方面,秦剛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執行者,他的禮賓司長及駐美大使歷練也俱有雙重作用:第一個作用是在國際博弈的激烈環境中保持中國應有的外交禮節,例如他上任後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南韓外長朴振通電話時,措詞都在禮儀規範之內,但現實中,布林肯訪華仍然無期,南韓亦因為對華歧視性入境安排而遭到了中方對等制裁。

 

 

中國去年初出動運20大型軍用運輸機向太平洋島國湯加投送救災物資(資料圖片)


中美需維持外交溝通渠道以防誤判
 
  隨著中美在未來的激烈角力只會有增無減,秦剛的前駐美大使身份還扮演著一項至關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兩國關係徹底鬧僵,或是發生不測事件時,維持最基本的外交溝通渠道,防止兩個核大國陷入不可控的危機甚至災難。
 
  事實上,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上升,及一帶一路合作向全球伸延,不僅是中國外長,甚至是中國駐外前線外交官員,都可能遭遇各種突發情況,重則包括國外軍事政變、內戰下的撤僑或保護中方設施基點,或是應友好國家要求提供安全保障;輕則包括參與大型海外救災或是人道援助等,都可能觸及中國的軍事、基建、財政、交通、醫療、科研等各方力量。
 
  中國的外交官員將在愈來愈多情況下,發現他們不僅只是既定政策的執行者,也是各種突發狀況的應對與決策者。如何貫通決策與執行過程中的種種權職和行政關節,令綜合國力得到最大化發揮,並加快對各種事態的反應速度,是比「戰狼外交」更值得關注的深層次中國外交體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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